【聖經翻譯地位】中文和合本聖經活力依舊 |聖經新譯本 |翻譯簡史 |

自1919年出版以來,中文和合本聖經(CUV)已成主要和受歡迎聖經中文翻譯。一個世紀後,中文語言發生了很多變化,譯繼出現,和合本譯本主導地位絲毫沒有減弱和動搖。《上帝説漢語來:和合本聖經九十週年》紀念文集中,來台灣學者曾慶豹這説:“(和合本)很可能是一百年來乃至未來中國讀者最具影響力’中文文本’。雖然我們不能稱中文世界一部‘正典’,它毫無疑問是一個‘權威’”。

和合本聖經翻譯團隊包括16名西方傳教士和一些中國基督徒學者,包括美國人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和富善(Chauncey Goodrich);英國人文書田(George S. Owen)和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以及中國學者、劉大成和王治心。《北京官話新約全書》翻譯工作於1872年開始,整本舊約和合本聖經於1919年出版。和合本翻譯指導原則包括:使用全國通用語言(而不是地方土話);行文,能各行各業人理解;忠於原文而不失中文韻氣。

正如宣教學家拉明·桑尼(Lamin Sanneh)和安德魯·沃爾斯(Andrew Walls)説,聖經翻譯於基督教傳統關。從始,聖經翻譯是新教徒宣教士中國宣教工作重點。

中文和合本譯本佔主導地位速度、時間,是一個令人現象。我們該如何來解釋這個現象呢?作為一名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學者,我想強調以下因素。

自19世紀初以來,漫長而聖經中譯過程中,西方和中國翻譯家積累了中文神學概念和術語。和合本譯本繼承並融合了這些概念和術語。

和合本開始出版發行時候,恰逢西方宣教士退出中國、華人本土教會時期。中國基督徒領袖興起,帶領中國本土福音派福音運動,影響遍及全國各地。這是本土新教徒神學知識和傳統形成時期。

及時到來和合本譯本中國新教徒們提供了一套現成神學概念和詞彙,並中國信徒接受和。,和合本譯本中一些關鍵聖經術語諸如“信仰”、“罪”、“救贖”和“恩典”成了標準“信仰詞彙”,教會領袖、神學家、傳道人以及平信徒使用於每日生活中。

和合本聖經中關鍵聖經術語深深刻印了世界華人新教徒羣體神學DNA中。可以説這是為止華人新教徒所知、認同並使用唯一神學語言系統。相比之下,西方,沒有任何一個本地語言譯本聖經教會生活有如此和影響。

中文和合本問世之前聖經或是翻作了古典漢語,只有受過教育中國精英階層才能讀懂;或是翻作了中國某些地區方言。因此,和合本翻譯達到了一個影響目標——令全國各地各階層人能讀懂這個譯本。它所有中國新教徒信仰統一於同一個中文聖經版本之下。現在你參加任何中國大陸或海外華人中文禮拜時,會感受到一種普遍華人新教傳統存在。儘管環境,華人新教徒講着同樣“屬語彙”,唱着一樣古典聖詩,讀着同一個版本聖經。可以説,和合本譯本建立和維護全球華人新教徒身份中起着作用。

過去一百年中國新教教會來説是一個動蕩時期。中國教會經歷了數次戰爭,革命和政府壓力,並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全面迫害。許多中國信徒見證説他們和合本經文中找到安慰和力量,是黑暗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愛閲讀以及背誦手抄和合本聖經經文。中國教會苦難中忍耐持守、依靠,中文和合本聖經是這個集體記憶和遺產一部分。因此,和合本聖經中國新教徒之間有着情感紐帶。而且這種情感紐帶或依戀會消失。

語言學角度來講,中文和合本聖經現代環境中確實具有自己優勢。眾所周知,和合本聖經中國北方白話主,其之上融合了一些古典漢語元素。這種優美的結合體現了當時翻譯團隊天才水準, 使和合本既能普通老百姓讀懂,能吸引社會中文化水平高的羣體。

雖然古典漢語元素存在令和合本聖經某些措辭今天顯得或過時,但實際上,和合本白話和文言文結合獨具優勢。許多中國信徒,是那些受過教育中國信徒,喜歡和合本而不是其他口語化聖經譯本原因,因為和合本這一獨一無二風格帶來韻味。

5. 中文和合本聖經新文化運動和現代漢語形成做出了貢獻,並且華人社會中極具聲譽。

和合本聖經長期備受歡迎它教會之外影響力有關。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王朝轉變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作為民族國家建設進程一部分,人們開始嘗試用統一書面語和口語來代替從前單一書面語(古典漢語)多種方言口語並行體系。

這個語言體系建設上是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成果之一。而和合本聖此時出版。中文和合本聖經作為少數當時通行全國官話來書寫文本之一,贏得了認可。

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學者,和合本聖經是現代漢語傑作。它是現代中國文學運動典範,時藉助於新文化運動推廣白話文而迅速普及。時今日,和合本聖經這方面貢獻中國學術界認可。學者麥金華《上帝説漢語來》中聲稱:“正如施洗約翰耶穌預備了道路,那些聖經翻譯成白話譯者們新漢語形成開闢了道路”。若有人和合本譯本中國民族國家形成中作用聖經翻譯現代歐洲國家建設中作用相媲美,絲令人。

《聖經新譯本》是數十位華人聖經學者自譯《聖經》漢語譯本。此譯本原文重譯《聖經》,《新約》於1976年完成;《》於1992年完成。

整個譯程由原文、神學和中文工作小組斟酌譯文,後資深學者作審訂。

2001年推出了跨世紀版,邀各地聖經學者和牧者撰寫《聖經》各書卷總論和簡介。同年開始了修訂計劃,終於2011年11月出版了四福音書,2012年9月出版《羅馬書》2013年3月出版《啟示錄》(預算2013年出版,預算其後三年內完成),並正式《聖經新譯本》升級《環球新譯本》。

1970年,剛完成《新美國標準聖經》(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美國樂可門基金會有意資助中國敎會重譯中文聖經。1971年9月,該會委派亞洲區代表麥維惕(Kenneth McVety)幾位華人教會領袖洽商。1972年1月13日,二十多位來東南亞各地華人敎會領袖香港馬禮遜館擧行了重譯中文聖經座談會,會中肯定了一次聖經自原文譯成中文需要。同年1月27日29日,中文聖經譯硏討會於香港酒店舉行,譯本性質、對象、文體、格式、原文版本、工序問題進行磋商,並議決成立執行委員會。委員是:滕近輝(主席)、鮑會園、戴紹曾、陳、唐佑、桑安柱、謝友王、吳勇、邵慶彰;列席員有執委會推選總幹事容保羅及樂可門基金會代表麥維惕。參加這研討會另有林道亮、徐松石、薛孔奇、張修齊、趙天恩、胡問憲、楊牧谷數十人[1]。

聖經(希伯來語:ביבליה‎;希臘語:τὰ βιβλία,本義「書」)是猶太教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東正教)經典。猶太教聖經只有《塔納赫》(基督教稱為舊約)。基督教聖經是包含承接新約兩部。

猶太人希伯來聖經,教徒稱《塔納赫》,是耶和華如何創世開始,然後講述古時猶太人歷史,並記錄先知預言。總共24卷,這是猶太教承認所有經文。

而基督教聖經,《》和後來紀錄基督與使徒傳道,和啟示這個世界結束《新約》兩部分所構成。基督教《新約聖經》記載耶穌基督和其宗徒言行,以及早期基督教事件紀錄、使徒保羅寫教會或其他人書信、或其他使徒寫教會書信,即神藉著人手而寫下祂話。不過,聖經經歷長時間編輯,普遍認為不能參照字面上意思去理解,因為橫跨千年撰寫,藉由時空背景人物之筆手,預言、科學、歷史講述人類居住星球,告知未來世界、歷年翻譯、流傳,《聖經》內容隱喻十分,形成專門「釋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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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後,中文和合本聖經活力依舊| 今日基督教

試論《聖經》翻譯簡史

聖經後一卷中提及不可任意刪減添加,絕對性話語以示聖經完全,新教《舊約聖經》與《塔納赫》內容,採用馬拉文本。不過,天主教、東正教版本多了數篇經卷,是新教《》(即猶太人《塔納赫》)沒有收錄。這些經卷新教稱為「次經」和「偽經」,不過新教教派中,教義解釋存在分歧。

而後《聖經》傳入中國了時代翻譯。天主教明朝傳教時,《聖經》文言文翻譯,現時,香港思高聖經學會(Studium Biblicum O.F.M.)所出版「思高聖譯釋本」(現通稱「思高聖經」),是今日華語天主教會普遍使用《聖經》中文譯本,是羅馬教廷官方唯一認可中文版本聖經。此譯釋本出版起源自1924年上海舉行天主教會議。基督新教傳教士十九世紀翻譯了多個文言文版本聖經。已知北京官話、舊約聖經是施約瑟、艾約瑟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翻譯《北京官話舊約全書》[2] [3]。民國初年翻譯和合本聖經是現今基督新教教會普遍使用聖經。近年有多個翻譯新版聖經組織,出版了若干新版聖經。

猶太人聖經《塔納赫》包括了時代作品,是摩西五經,寫作目的是作歷史紀念[4]、律法條文。後期加上時期先知和君王智慧和詩歌,當時人明白神心意[5]。天主教和東正教收錄希伯來語次經,猶太人視正典,故不算是猶太教聖經。

猶太教聖經是古希伯來文和亞蘭文(如達尼爾先知書和厄斯德拉上)撰寫。猶太教聖經書卷,構成上是猶太教辣彼編定《塔納赫》24卷。塔納赫(TaNaKh)源自三個希伯來字母T/N/K,反映了猶太教聖經三個部分,其中T代表拉,N代表先知書,K代表聖錄。猶太教《聖經》於保持書卷合一,沒有書分為幾卷,並十二卷先知書合一,所以總數只有24卷,但實際上等同於新教舊約聖經,只是在排序上和書卷拆分上有一點。而天主教《舊約聖經》有46卷,東正教《舊約聖經》有50卷,多出來那些基督新教及猶太教稱為次經。

《舊約全書》原文是希伯來文和亞蘭文撰寫,是基督宗教《聖經》前一部分。

關於舊正典,東正教承認50卷書;天主教承認46卷書;新教承認39卷書。新教39卷書等同於猶太教聖經《塔納赫》24卷書,二者採用馬拉文本,只是在書卷排列和拆分上。

天主教、東正教、新教《新約全書》27卷書。《新約聖經》正典書目,於公元397年舉行迦太基會議(英語:Councils of Carthage)正式確定。但近代聖經抄本研究發現,《新約聖經》正典書目追溯2世紀。《新約聖經》形成原因主要如下:

中文版聖經而言,新教所用和合本聖經、天主教所用思高本聖經和牧靈聖經,以及東正教遺詔聖經,中文譯名上有:

猶太人希伯來語聖經時候翻譯到其他語言中,產生了古譯本。這些古譯本有:《七十士希臘文譯本》(七十士譯本)、《拉丁通行本》或稱《武加大譯本》、《敍利亞簡譯本》或稱《別西大譯本》、《塔耳古木》或稱《塔庫姆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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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聖經翻譯走到最前線

聖經新譯本

天主教舊約聖經次經部分採用《七十士譯本》希臘譯文原文。歐洲宗教改革時期,改教家聖經翻譯到歐洲語言中,因此出現了德語聖經、英語聖經、意大利語聖經、法語聖經,。

宗教改革後,聖經繼續翻譯到語言中,翻譯組織主要是基督新教機構,如威克理夫國際聯會、部落宣教協會(New Tribes Mission),以及各國聖經協會。

英語世界中(註:英語國家基督徒總量上新教徒佔優,且英國羅馬天主教會決裂,所以聖經新教聖經主),欽定本聖經是傳統上見譯本。但是於翻譯時間,參考文獻,所以文理上有着多失誤。二十世紀以來,一些現代譯本出現,並成為大多數基督教所使用版本,如《新國際版聖經》、《新欽定版聖經》(NKJV)、NRSV、NAB。

法語圈中,於法國傳統上是天主教國家,所以天主教聖經流行,發行聖經天主教聖經主。現代法語聖經全譯本,是1487巴黎印刷發行《Jean de Rély聖經(法語:Jean de Rély)》(Jean de Rély(法語:Jean de Rély)是當時安特衞普總主教),但是與英文版本存在同樣問題,所以有修訂版本再版。現代以來,主流版本是《教會官方翻譯版聖經(法語:Bible (traduction officielle liturgique))》,法國,比利時,北非,瑞士,加拿大,盧森堡法語圈主教團用數十年聯合編寫而成,巴黎,由Association épiscopale liturgique pour les pays francophones(法語:Association épiscopale liturgique pour les pays francophones)簡稱AELF出版。

基督新教普遍使用聖經是和合本,1919年出版。此外有其他中文譯本,但並普遍各教會接納,只做參考,例如:《呂振中譯本》(1970年)、《現代中文譯本》(1979年)、《聖經新譯本》(1993年)、《和合本修訂版》(2000年-2010年)。

19世紀中葉前,西方傳教士活動範圍受限於當時滿清政府政策,主要侷限澳門、廣州小部分區域和海外華人僑居地方。1842年,滿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英國治理,並開放上海、廈門、福州、廣州和寧波五處港口,進行貿易通商。18421857年間,來華傳教士人數增長了四倍,華新教傳播工作帶來景象。來自地區差會傳教士認為,需要合作翻譯一本《聖經》,這樣不但能夠統一譯名語,能得到各個差會和中國人認可、接受。1843年,英美兩國5個差會(倫敦會、美部會、馬禮遜教育會、美國浸禮會、美國老會)代表,一共15人[1],香港首次召開翻譯中文聖經目的傳教士會議,並成立一個譯經委辦會。會議決定,「公認經文」(Textus Receptus)作為希臘文基礎文本,修訂當時新約譯本(主要是來麥都思、郭實臘和裨治文譯本),並且翻譯舊約。於這個譯本各個差會代表翻譯和審閲,所以稱為《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

計劃開展第一階段(1843-1847年),譯五個傳教駐區(上海/寧波、廈門、福州、曼谷、廣州/香港)委員會各自負責翻譯。各個駐區委員會譯文呈送到其他地區進行修改,修改後原稿送回委員會,後呈交到委辦大會定稿。這四年間,於種種原因,例如參與翻譯兩位傳教士離世,翻譯過程中出現譯名分歧,以及傳教士忙於其他傳教事務原因,擬定計劃和地區經歷數次變動,翻譯,成果多。第二階段(1848-1850年)工作十分,每天進行工作會議四個半時(早上10時下午2:30),保持每天10節經文進度。這個階段,翻譯工作主要麥都思、裨治文、施敦力和美魏茶人負責。新約部分於1850年完成,歷時近十年。加速舊約翻譯進程,翻譯委員會重整,加入了一些新人[2]。然而,於委員會中出現人事和,加上有認為新約文體過於,建議舊約文體應該採用白文體,結果聯合譯經工作完成申命記9章後,倫敦會傳教士決定離開委員會,自行籌組舊約部分翻譯工作。

於委員會分裂,直到1852年才出版《新約譯本》。嚴格來説,《委辦譯本》這個名稱只有新約部分,而1894年新教教會婦女獻慈禧太后《聖經》,美國聖經公會出版《新約聖經》(名《救世聖經》),即《委辦譯本》。至於倫敦會傳教士自行翻譯舊約部分,有時稱為《倫敦差會譯本》(1854)。於這部分《委辦譯本》出版,因此「委辦譯本」這個名稱可包括舊約全書(1858)。

《委辦譯本》翻譯過程中,出現了兩個翻譯分歧。第一個是希伯來文elohim和希臘文theos翻譯,兩個詞可譯作「神」或「上帝」。支持譯作「神」(是後來美國傳教士立場)論點是:中國人認識基督教上帝,所以沒有形容祂稱謂,而「神」字可以成為用語,引入基督教神觀。支持譯作「上帝」(是後來英國或德國傳教士立場)論點是:基督教上帝中國歷史中啓示祂自己,祂某種程度上為中國人所知曉,因此可以「上帝」這個名稱喚醒中國人基督教認識。這兩個譯詞外,有建議採用其他譯法,如「阿羅訶」(見於大秦景教流行碑)。怎樣翻譯神名字是一個十分複雜問題,而傳教士立場隨年日有改變,例如,雖然麥都思和裨治文人早期譯本採納「上帝」譯法(而不是《馬禮遜-米憐譯本》和《馬殊曼-拉撒譯本》採用「神」字),但裨治文這時候建議採用「神」字。第二個分歧是希臘文baptizō翻譯。浸禮會認為應該使用《馬殊曼-拉撒譯本》所用「蘸」字(後來採納了常用「浸」字),認為這個詞貼近原文意思。

後,委辦會表示,出版譯本機構可以自行決定採用「神」或「上帝」譯名。於是,美國聖經公會採用「神」字,英國聖經公會採用「上帝」一詞;這個做法成為後來《官話和合譯本》出版模式。至於baptizō譯詞問題,委辦會(以及兩大聖經公會)保留「洗」譯法,結果浸禮會代表(粦仁)1847年6月宣佈退出譯經委辦會。後,浸禮會《馬殊曼-拉撒譯本》另行翻譯出版聖經。雖然譯本分歧基本上解決了,但是「神」或「上帝」譯名問題延續,成為中國新教傳教歷史上具爭議性問題,並且伴隨中文聖經翻譯歷史發展。以上兩個分歧外,另一個問題是,翻譯聖經時應該重視原文直譯,還是要注重文筆流,要兩者之間拿捏平行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傳教士報告中提及中國助手名字,但中國助手參與翻譯工作中發揮了作用,包括語文潤飾到翻譯建議。《委辦譯本》有兩位中國助手是人知,一位是王昌桂(1849年卒),他蘇州來到上海,作麥思私人教師;另一位是王昌桂兒子王利賓,即王韜(1828-1897)。王韜是中國近代譯述西書為業新式知識分子,擁有高等學歷和文學天賦。父親去世後,他繼承了父親工作,最初幾個月裏,他主要工作是麥都思一起修訂新約聖經。有人認為,王韜《委辦譯本》文筆風格具有決定性影響。於中國助手王韜是19世紀唯一一位極具聲望中國譯經者,並以聖經翻譯之外文學活動而聞名,因此《委辦譯本》所有傳教士翻譯中文聖經中,具有獨一無二地位。

《委辦譯本》是19世紀最具影響力聯合中文聖經譯本,儘管翻譯過程催化了新教差會之間衝突和分裂,但它中國聖經翻譯史上意義。中文聖經翻譯歷史上,大部分中文譯經工作,是個別地區傳教士獨自或以宗派名義開展。《委辦譯本》(新約)突破了這個歷史格局,儘管整個譯工作受制於麥思個性和倫敦會主導下進行,但是這個計劃確實是跨宗派、並以委員會模式進行。譯經工作困難,並非只在對原文理解或譯文斟酌上,對譯經者之間合作精神考驗。有人批評這個譯本多處地方忠於原文,不夠,而且染糅儒家概念,但其優美的文筆是不容置疑。《委辦譯本》不但受到大多數傳教士高度,深深影響著他們中文文體修辭理解,並且受到文人學者讚賞,是配得上受過高深教育讀者參閲讀本。因此,《委辦譯本》是唯一認為配得上1894年和1911年兩度呈獻清朝廷聖經譯本。事實上,《委辦譯本》外,19世紀沒有其他譯本可以得到來華傳教士如此高度,沒有其他譯本傳教士理解聖經翻譯文體修辭具有這樣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