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對梵蒂岡的影響】梵蒂岡面積有多小 |國民不到千人 |中國與梵蒂岡達成歷史性協議 |

梵蒂岡城國是個國家,教宗國(Lo Stato Pontificio)轉變而來。過往教宗國復存在,教宗統治世俗領地,得利於西元 756 年丕平獻土,建立於 8 世紀,位於亞平寧半島中部,羅馬中心。

1861 年,薩丁尼亞王國領導義大利統一,將教宗國絕大部分領土併入。1870年,普法戰爭法國駐軍抽回,義大利王國趁勢併入羅馬城,教宗國領土萎縮剩梵蒂岡城,名存實亡。直至 1929 年教宗庇護十一世時期,時任義大利墨索里尼聖座國務卿加斯帕裏簽訂《拉特蘭條約》(Patti Lateranensi),教宗國正式滅亡,誕生了「梵蒂岡城國」。

梵蒂岡是位居義大利羅馬西北角高地一個內陸城邦國家,四周城牆義大利界,作為國界列昂四世城牆(papa Leone IV, mura leonine)建於西元 847 年-855 年,整個領土面積 0.44 平方公里,是典型「國中國」。羅馬教宗此居住,境內偌大避暑花園佔了該城一半以上領土。作為天主教中樞梵蒂岡是世界六分之一人口信仰中心,可謂當今世界國家,既為天主教教宗領地,攬獨立主權。

另以文化層面,梵蒂岡屬世界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內有舉世無雙藝術珍品和建築傑作,城中心全世界天主教聖彼得教堂。梵蒂岡這麼一個藝術宗教影響力國家,其宗教地位使得梵蒂岡國際話語權超過了大部分國家。梵蒂岡城國小,但是國際影響力可美國、中國、俄羅斯、英國法國相比擬。梵蒂岡作為世界天主教信徒精神家園,擁有獨樹一格文化影響力,全世界天主教國家宗教方面受梵蒂岡指導。

2013 年 2 月 28 日「聖座本篤十六世」拉辛格辭職,選擇退位,成為榮休教宗(Pope Emeritus)。隨後,2013 年 3 月 13 日,梵蒂岡宣佈阿根廷籍樞機・馬利歐・貝果格利歐選教宗,取聖號「方濟各(Pope Francis)」。他創下幾個「第一」:是天主教史上首位來自美洲與南半球教宗,是首位耶穌會出身教宗。方濟各關注兒童和婦女權力,推動全世界範圍內信仰自由,最近希臘東正教總主教熱羅尼莫二世進行禮貌拜會,是 1054 年東正教羅馬天主教教會分裂以來,有天主教教宗雅典,見其屬於改革開明派教宗。

梵蒂岡義大利,什麼關係?

1860 年義大利統一後尚有羅馬城拿下,當時即為教宗領地,背後有法國駐軍撐腰,令剛統一義大利忌憚三分。1870 年普法戰爭期間,義大利王國乘拿破崙三世抽回駐羅馬法國駐軍之際,出兵佔領了當時依附於法國教宗國,教宗庇護九世於梵蒂岡,教宗國形同滅亡。

史上所稱「羅馬問題」便是指,此後歷任教宗面這種情況,不想承認義大利無意屈服,索性將自己活動範圍侷限於梵蒂岡宮,「梵蒂岡囚」即來於此。雙方這樣對峙了 59 年之久。直至二戰前期義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上台執政聖座(Santa Sede)國務卿加斯帕裏 1929 年簽訂《拉特蘭條約》(Patti Lateranensi),雙方承認主權,梵蒂岡成為和平中立國。

《拉特蘭條約》簽訂後,教宗國正式解體,建立梵蒂岡城國取代,2 月 11 日乃成梵蒂岡城國建國紀念日。《拉特蘭條約》內含三項文件:

一、承認聖座梵蒂岡城主權,並此建立主權獨立國家政治文件。
二、規範天主教會天主教信仰義大利國家地位條約。
三、作為解決賠償聖座領土財產損失金融公約。

《拉特蘭條約》載明聖座承認羅馬作為義大利;義大利政府承認聖座梵蒂岡 0.44 平方公里範圍內主權。條約另規定聖座梵蒂岡具有主權,其義大利國內擁有地產(主要為教堂)具有治外法權和豁免權,但義大利境內所有其他主教任命報義大利政府批准,且具備義大利國籍,同時宣誓效忠國家。

《拉特蘭條約》規定,倘若梵蒂岡公民失去梵蒂岡國籍,且取得其他國籍,自動取得義大利國籍。義大利公投放棄王國改行共和國體制後,1948年起所施行《義大利共和國憲法》承認此條約。

目前梵蒂岡居民不到千人,是全球 13 億天主教信仰總部,掌握世界各地教會。

讀者要瞭解梵蒂岡之前,釐聖座(Santa Sede)、梵蒂岡教廷這三個名稱區別。聖座指是教宗教務職權,凸顯出教宗天主教會內超乎眾教座主教教座。從外交層次觀,聖座一言一行代表整個天主教會,國際法其他主體其視為主權實體。教宗領導,可其他主體締結外交關係,其行政體系即所稱羅馬教廷(中文「教廷」稱)。

然而,各界「梵蒂岡」代稱聖座,其聖座所在地及現今主權管轄範圍梵蒂岡城國。不過,格説來,聖座之所以不能等同於梵蒂岡城國,乃是後者 1929 年產物,而聖座歷史要追溯到基督教會發展初期。換句話説,外交系統觀,各國大使不是獲得梵蒂岡城國接受,而是獲得聖座。

另一方面,聖座各國和國際組織派出外交代表機構或使節,他們是代表聖座而非梵蒂岡城國。國際慣例當代法律中,聖座國際公法承認,其權利義務主權國家。

教宗聖座各種行政機構管理天主教會,而聖座是一系列複雜機構組成:國務院、9 個聖部、3 個教務法院,以及 12 個宗座理事會,這些機構羅馬教廷。國務院主要負責處理聖座和梵蒂岡城國內部行政與外交事務,且僅有國務卿居住梵蒂岡城中,其它機構散佈羅馬城中,享有治外法權。

儘管聖座並不具備所有國際法所規範主權國家標準:常住人口、領土、政府以及他國建交能力,不過,聖座 180 個國家建交,充分展示國際法法人要求,因此政府國際組織事務中可列「成員國」。許多國際協定認定聖座主權,1929 年 2 月 11 日簽署《拉特朗條約》強調,該條約中「義大利承認聖座國際場閤中主權是其性質固有屬性,是其傳統遵從,是其全世界使命要求」。

論台灣教廷關係政府播遷來台開始。中華民國梵蒂岡兩邊邦交時期,大致上分為 1946-1949 年、1952 1959 年公使館期,與 1966 年 1971 年雙方互派大使時期。

蔣介石單方面 1959 年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館升格成大使館。當時梵蒂岡中共政權有所顧忌,進。1952 年 12 月它台北設立公使館,直至後來教廷駐中華民國大使高理耀,蔣家關係,促使教廷 1966 年 12 月正式將公使升格大使館。1971 年,中華民國外交動盪,正式退出聯合國,那時起,教廷召回大使,大使館業務改由代辦處理。

那時起,教廷和中華民國關係,反覆出現傳言:2004 年 4 月陳水扁總統首次赴梵蒂岡參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葬禮後,傳出梵蒂岡台灣斷交之聲,新教宗本篤十六世有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復交,以利教務發展。過去教廷和中國共產政權沒有外交關係,雙方在意識形態上對立。 1951 年 9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梵蒂岡派駐中國大主教李柏利(Anthony Riberi)以間諜身份驅逐出境後,中國和教廷之間釋前嫌。

1957 年中共不理會梵蒂岡聖統制與承認教宗地位,自行設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實行所謂三原則(自主、自養自傳),發展出獨立於梵蒂岡中國官方天主教會。而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天主教徒日益增多,總數達 1,400 萬人多,然而中國政府承認其中 500 萬信徒。鑒於中國天主教信徒市場,教廷嘗試透過羅馬聖艾智德團體(Comunita di Sant Egidio)和中國進行非正式話,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館作直接接觸,積極展現中國修好作為,以利雙方恢復外交關係。

中國修好可達到眾多人口傳教機會,另個目標體現「中國梵蒂岡兩年臨時協議」之上。教廷謀求北京話,打算讓中國境內所謂地上與地下教友合一,讓尊奉教宗地下教友能過宗教生活。2018 年 9 月 22 日北京簽署了臨時性協議,梵蒂岡北京主教任命問題達成一份臨時性協議,期兩年。兩年後,教宗方濟各簽字批准延長中國之間主教任命協議,期兩年且內文並無,但香港納入協議範圍。為免台灣感到背叛,教廷還安撫,稱是「宗教事務」協議,旨在拯救中國地下天主教信徒。

中華人民共和國梵蒂岡關係(拉丁語:Relationes Sino-Vaticanae),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天主教會聖座(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稱梵蒂岡)及其行政機構教廷之間雙邊關係。雙方因撤離教廷駐南京公使館而1949-1951年間有實質接觸,但承認其合法性、敵視對方而建立外交關係,此期間梵蒂岡教廷承認一路南京、廣州、重慶和成都遷往台北中華民國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後教廷視為合法駐華使館,要求其承認當時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雙方主教任命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全國代表會議制度問題上期爭執,使聖座兩岸分治後於1952年其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台北復設公使館,並於1966年升格為大使館;由此聖座認同中華民國一個中國原則,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中國原則,雙方1951年教廷公使黎培裏遭驅逐出境後無正式交流。雙方是全世界人口和國家,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梵蒂岡事務駐意大利大使館兼轄。[1]

中國天主教會和中國共產黨雙方1949年之前並無高層聯繫,但抗日戰爭到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控制區內(如陝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有天主教堂和天主教徒。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宗教信仰納入統一戰線範圍,認為「爭取教民是我黨不可疏忽任務」。抗日戰爭期間,雙方沒有發生過矛盾。[2]

抗日戰爭期間1942年7月,中華民國和聖座建立外交關係。1946年,即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年,羅馬教宗宣佈中國行「聖統制」,中國劃分出20個總主教區和138個教區。同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和聖座任命謝壽康、黎培裏(Antonio Riberi)為首任駐方公使。[2]

冷戰大背景下,羅馬教廷認為,認同無神論共產黨是其思想敵人。1948年,意大利議會大選時,意大利共產黨可能獲勝,教宗庇護十二世公開號召有投票權天主教徒選舉中擊敗共產黨,選舉擁護教會法和教會權利候選人;天主教徒若參加選舉,犯重罪。1949年7月1日,羅馬教廷聖職部意大利天主教徒發出三條敕令:「天主教徒不得參加共產黨;天主教徒不得宣傳和閲讀支持共產主義理論書刊;如違反以上兩點,即不能接受聖事。」[2]

羅馬教廷立場指導下,以及第二次國共內戰形勢下,駐華公使黎培裏堅決執行政策。他來華後成立了天主教中華全國教務協進會,通過該機構行使權力。第二次國共內戰形勢下,黎培裏多次發出命令及指示,要求中國天主教徒執行聖職部命令。因為立場,黎培裏和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1948年行憲後改組中華民國政府)「能相得」[2]。天主教南京總主教于斌內戰中積極支持國民黨政府,因此中共方面列為內戰戰爭罪犯;日後,教宗庇護十二世抱怨于斌「蔣政權走得」[3]。

1948年3月8日,教宗庇護十二世發布通諭稱:中國共產黨統治下中國地區,司鐸可不守教會獨身主義以外規矩,做撒行聖事可「聖教」時辦法(即辦法)。[4]

1949年3月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作《報告》指出:「剩下帝國主義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可以讓它們存在,我們加以監督和管制,以待我國全國勝利後去解決。」第二次國共內戰後期,中共外國傳教士來華「來者批准」。[5]

1949年4月24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戰役勝利後進入民國政府南京,但教廷駐華公使黎培裏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廣州召回,視為有意內戰中勢如破竹中共建立關係。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通過了《綱領》,其中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聖座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公使黎培裏繼續留在南京,警告中國大陸天主教徒不要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宗教信仰政策[2],但中華民國外交部時任部長吳鐵城於教廷公使持續逗留中共控制下南京表示[2][3]。1951年教廷公使黎培裏遭到驅逐出境後,於冷戰政治對立及意識形態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羅馬教廷雙方未能建立互信及關係,無多接觸。羅馬教廷支持美國西方國家,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在共產主義陣營[6]。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後,這一對立鋭。1950年7月28日,羅馬教廷表達共產主義、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國家態度,聲稱參加「共產黨指示和贊助之下成立一些組織」,「不論何種名目的掩護之下,受到絕罰」。朝鮮戰爭爆發後,黎培裏要求中國天主教徒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抗,並以「流血致命」「成聖榮譽」作為引導。[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政府主要關注禁止外國及外國人干涉中國內政,宗教開展破壞和間諜活動,對包括教會內外國機構採取了方針。中共中央外國人開辦經濟、文化、宗教機構指出:「不論其是否屬於帝國主義性質」,採取排除或沒收政策。宗教問題處理,「以免外國人民誤會我解放區政府是排斥宗教」。於中國外國傳教士,容許其繼續居住並執行業務,批准新來外國傳教士。外國人辦學校、醫院、教會,組織其登記、審查,亦可維持現狀。外國人辦教堂、醫院、學校,「不得進入」。此後,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宗教政策法規,以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各界宗教人士講話文件批覆中,強調宗教信仰政策。[2]

1950年3月,第一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召開,確定了統一戰線工作基本範圍及原則。周恩來兩次到會並講話指出要保護宗教信仰,宗教要同帝國主義割斷聯繫,「中國宗教應該中國人來辦」,將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內宗教工作納入統一戰線工作中[2]。其中第二次講話,即1950年4月13日周恩來《發揮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積極作用幾個問題》講話中指出:「我們主張宗教要同帝國主義割斷聯繫。如中國天主教受梵蒂岡指揮不行。中國宗教應該中國人來辦。」[5]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提出要到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內部去工作,「其內部展開民族民主覺醒運動」,使其政治上、經濟上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割斷聯繫,成為「自治、自給、傳」宗教團體[2]。1950年5月2日、6日、13日,周恩來後三次和北京、天津、上海基督教人士座談,表明中共和國家基督教政策及態度,「要求宗教團體擺脱帝國主義控制,肅清帝國主義影響。」[5][2]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周恩來表示,「要幫助宗教界人士割斷同帝國主義關係,幫助他們『自己辦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國人來傳教』。」[2]中共中央於1950年7月和12月、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於1950年9月政策上規定:外籍傳教士,所在教堂內傳教外,不得外出傳教[5]。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對基督教、天主教問題發出指示,表示國家保護信教,同時警惕天主教、基督教受帝國主義利用,成為「我國進行文化侵略工具」事實。當前中國天主教、基督教應幫助其發展,並反帝國主義影響;同時保護信教,並其中擴大愛國主義影響,使天主教、基督教「帝國主義工具變為中國人自己宗教事業」。當時沒有發起脱離帝國主義控制天主教,要求各地方「注意天主教徒中有愛國心分子,以求時機發起同一運動」。全部這些宣傳活動「不得採取命令辦法,不可教外人包辦代替」。[2]

北京私立輔仁大學是第一所政府接辦教會大學。1948年底,黎培理指示輔仁大學校務長芮歌尼(Harold W. Rigney,美國教士),教會應中共達成協議,使該校留在北平繼續開辦,1948年12月初聖言會作出決定。北平和平解放後,2月16日輔仁大學成立中國教員會,教員會18位教員芮歌尼提出八項主張,包括學校教育須符合新民主主義教育精神、宗教與教育分開、學校經費管理使用權及行政權須全交中國人。這些要求超出當時中共「加干涉」政策。2月26日外籍教士辭去除校務長(芮歌尼)外全部行政職務,改由中國人擔任。3月3日,17位中國教員組成臨時校政會議成立,取代學校行政會議成為校務決策機構。4月28日,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周揚接見該校校長陳垣人。6月13日,周揚接見芮歌尼時表示,政府學校政策是「只要它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違背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可允許其存在」,教會補助該校經費應公開,課程設置上政府「不干涉別人信教傳教,共產黨人民政府允許信教,允許課外傳教」,「宗教學説作學術研究作選課是可以開,但保證學生選修,不得加以任何勉強」,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是「社會科學中基本」,應列必修課。政府推行學校教育改革中,1949年6月29日輔仁大學調整課程,此前取消四門宗教課基礎上,全校增設《新民主主義論》、《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三門必修課,各系增設此類課程。1950年,芮歌尼多次校長陳垣要求天主教會該校人事任免有否決權,並提出解聘五位教授(社會學系魏某、楊某,數學系劉某,生物系王某,哲學系李某)要求。要求拒後,教會拖欠1950年該校經費。芮歌尼發表《告本校同仁學書》宣佈教會承擔該校經費,並鼓動該校工友校方索薪。維持該校運轉,教育部該校墊支8月、9月經費。9月30日,芮歌尼正式答覆,教會完全停止該校經費。於會增加財政負擔,並影響中國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爭取和,政府方面並不情願接辦該校。1950年10月6日,周恩來主持政務院第53次會議討論教育部馬敍倫《關於處理北京私立輔仁大學問題報告》時表示,雖政府接辦了輔仁大學,但其他教會學校可繼續自辦。1950年10月12日,教育部宣佈接辦私立輔仁大學,該校由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正式接辦第一所教會大學。1950年12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批判帝國主義企圖利用終止辦學經費繼續控制、干涉中國教育。[7][2]

配合基督教三革新運動同時,四川省中共劍閣地委、中共廣元縣委統戰部當地天主教徒宣傳中央宗教政策,派天主教徒做中國籍天主教神父王良佐工作[2]。1950年11月30日,四川廣元王良佐神父及尚錫祝、王復初、孫克強500多名天主教徒發表《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通稱《廣元宣言》),提出中國天主教同帝國主義割斷關係,建立「自治、自養、傳」新教會。該主張獲得政府肯定並宣傳,1950年聖誕節時《新華日報》發表該宣言,1951年1月周恩來發表講話支持天主教「自治、自養、傳」三運動,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開始中國獲得推廣[8]。截至1951年1月,中國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擴展廣州、昆明、杭州53個地區,共10位主教(包括代主教、副主教)、186位神父、40萬教徒發表愛國宣言。華北地區參加天主教革新運動是北京、天津。1951年1月11日,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促進會籌備會成立。9月16日,北京天主教革新委員會成立。截至1952年底,「各地天主教後成立了98個革新委員會(其中76.5%成立於1951年),分佈於72個教區中(佔全部教區50%)。」截至1957年底,地方性天主教愛國組織增至200餘個。[2]

1950年12月18日,黎培裏中國主教和神父發表《請視吾主》牧函,反中國天主教自立革新,指其是「裂教」、「違反教義教規」、「妨礙教會超然性」。他發表多篇《學習參考》,將自治、自養、傳解釋為讓「教外」人插手,應形成天主教內部管理和傳播機制,維持已有聖統制。上述文件通過中華全國教務協進會下發,傳播。[2]

1951年1月17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辦茶話會,邀請40多位華北地區天主教人士座談天主教革新,這是中共中央歷史上首次天主教人士公開接觸座談。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表示,我們要愛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和反對我們國家敵人斷絕關係,敵我界限分清,愛國和「天下教友是一家」矛盾。後來,周恩來調應宗教與政治分開。隨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積極推進宗教革新運動指示》,指出梵蒂岡不干涉中國宗教革新運動及中國開展政治活動條件下,中國教徒梵蒂岡可有「宗教性質上聯繫」。[2]

1951年3月31日,南京總教區代總主教李維光793人聯合發表宣言,表示信仰上和教廷保持純宗教關係外,堅決割斷教廷政治及經濟關係,這是首次提出「割斷」和「羅馬教廷」聯繫。[2]

1951年5月,南京天主教徒上書南京市市長,要求黎培裏驅逐出境。(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不法外國僑民驅逐出境政策,後多次重複。)震旦大學天主教徒及北京地區天主教徒發動驅逐黎培裏簽名運動。9月4日,南京市軍管會決定黎培裏驅逐出境,公使館因而關閉。9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號召天主教徒潛藏天主教內一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分清界限,他們清除出去,這是全國一切天主教徒「唯一出路」。[2][6]

於天主教教會組織上「遵從聖、一、公、從宗徒傳下來聖教會」,和自立革新運動有根本矛盾,所以自立革新運動受到天主教內部抵制。此,中國政府1951年借「聖母軍」事件,將外籍神職人員驅逐出境,後來1955年通過「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案」(九八教難),將天主教內抵制自立革新運動中國籍神職人員逮捕,並通過該案中國開展了一場天主教內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清除了天主教內部抵制派[8]。(1960年3月17日,龔品梅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組織和領導反革命叛國集團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此後龔品梅上海市監獄服刑[9]。)此期間,各地公安機關破獲一批利用天主教帝國主義間諜案,如廣東梅縣美國籍主教福爾德間諜案、平原新鄉美國籍主教米甘間諜案、瀋陽法國籍主教費聲遠間諜案、昆明法國籍主教德能間諜案、西安意大利籍代主教葛露膏等間諜案、濟南德國籍主教楊恩賚間諜案。[2]

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護十二世發表《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公函,號召神長和教徒「敵眾而萌退縮意」,強調地方教會服務精神,表示驅逐外國教士教會。1952年2月,羅馬教廷聖職部「企圖共黨中國成立一個國家教會」罪名,將南京總教區代總主教李維光「開除教籍」[2]。1952年,聖座駐華公使館遷到台灣,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繼承了聖座外交關係,理論上台灣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繼承了全中國天主教管轄權,聖座和中華民國雙方旗幟下達成了默契,1968年于斌總主教升為樞機,成為繼田耕莘樞機後第二位華人樞機。[3]

1953年12月8日,羅馬教廷發布關於1954年「聖母年」通諭,要求中國神職人員做「兒子」,「和中共政權做鬥爭」。通諭引發中國各教區制訂1954年大規模集體朝聖計劃,例如河北省15個教區中有12個接到該通諭後制訂出「集體朝聖」計劃。中國各地政府採取措施,使1954年「聖母年」朝聖成為宗教活動。例如河北省1953年12月召開宗教工作會議決定:「掌握控制教會核心,發動羣眾,使聖母年『朝聖』成為宗教活動。發現朝聖活動後,施以壓力,縮小其規模,限制教堂內,防止其搞,影響生產、治安。……堂外朝聖應視非法,堅決予以制止平息。」[4]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天主教問題指示各地「革新促進會」改稱「愛國會」,可以承認教宗,但要求教宗承認愛國會。這表示中共中央羅馬教廷政策有所調整。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佈,其中規定宗教信仰是公民基本權利。[4]

1954年,教宗庇護十二世發表《致中國總主教和其餘教區司鐸及服膺宗座信友》通諭(稱《致中華人民》通諭),譴責政府干涉宗教自由,鼓勵信友,並闡述了「三運動」應有意義,反中國「三運動」[4]。應中國困難情況,教宗對牧民守作了放寬,稱為「權力下放」政策,包括三點:(1)命每個教區主教指明三位代理人;(2)擴大神父牧靈範圍;(3)擴大神父聖事權力。

中共給予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擁護者政治待遇。1951年10月,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補選震旦大學原校胡文耀全國政協委員。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李維光、胡文耀當選全國人大代表。1954年12月,濟南教區副主教董文隆選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2]

1956年1月30日,第二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召開。會議期間,會天主教主教、神父、教徒倡議成立中國天主教全國性組織。7月16日,中國政府推動,37位天主教神長教友(包括遼寧皮漱石主教、湖北宣化主教、四川王文成主教、陝西李伯漁主教、河北趙振聲主教)發起「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預備會議」北京召開,會上成立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7月26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接見會議全體代表,鼓勵天主教人士自辦教會,鼓勵搞好教會內部團結。11月20日,瀋陽總主教區總主教皮漱石轉變態度,總主教身份表明支持自立革新運動立場,神職人員和教徒中產生影響。[2][8]

1957年4月,獻縣教區主教趙振聲(前北京總教區代理主教)臨清教區主教李本良聯名寫信教宗請求中國各教區祝聖主教特權,數年後羅馬教廷該特權授予趙振聲。1962年6月29日,趙振聲獻縣教區經民主選舉副主教王峻德秘密祝聖主教,但政治形勢而未予宣佈。[4]

1957年6月17日7月13日,中國天主教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北京舉行。1957年7月15日8月2日,中國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會議北京舉行,皮漱石總主教、王文成主教、獻縣教區趙振聲主教、煙台教區宗懷謨主教神學及法理上闡述了「愛國是天主誡命」、「愛國而受罰是」議題。趙振聲主教因為堅持教宗有任命主教絕對權力、自辦教會,而受嚴厲批判,認錯。7月27日,會議通過《梵蒂岡教廷否認上海教區合法代理主教張士琅抗議》。會議後一天,全體代表通過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情況及今後任務》報告,一致同意成立「中國天主教國會」,通過了《中國天主教國會章程》和《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會議決定割斷政治上、經濟上和教廷關係,教廷保持純宗教關係,實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方針,這標誌着中國天主教會自此走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道路。會議選舉皮漱石中國天主教國會主席,選舉李伯漁、李維光、王文成、趙振聲、董文隆、李德培等副主席。1957年8月2日,中國天主教國會正式成立。[10]該會羅馬教廷認可。[8][11]中國天主教國會成立後,為一羣眾性質愛國組織,並無實權。1962年1月召開中國天主教第二次代表會議其改名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性質變。[2][4]

1949年,中國20個總主教區4位總主教是中國籍,79個主教區29位主教是中國籍,138個教區20位主教是中國籍。1949年到1955年間,羅馬教廷祝聖18位中國籍主教(包括萬縣段蔭明、蘇州龔品梅、遼寧皮漱石、洪洞韓廷弼、廣東鄧以明、呼和浩特王學明、保定範學淹),但大部分外國籍天主教神職人員或自動離開、或限期出境、或遭驅、或遭判刑(但教廷直到1981年才命令所有外籍主教辭職),有10位中國籍主教隨國民黨赴台灣。因此,中國100多個教區主教。瞭解決該問題,中國天主教會決定「自選」主教。1957年12月16日,李熙亭獲投票選為成都教區主教,成為中國天主教首位自選主教(當時呈報教廷,祝聖,日後祝聖)。[2]

中共武漢市委領導下,1958年3月18日漢口總教區選舉董光清總主教,3月19日武昌教區選舉袁文華主教。同月,漢口總教區和武昌教區梵蒂岡上報自選和即董光清、袁文華。1958年3月26日、28日,梵蒂岡後回復稱漢口和武昌兩主教自選,祝聖者和祝聖者自科絕罰。此後中梵雙方宗教關係徹底斷。1958年4月13日,董光清、袁文華兩位主教祝聖典禮漢口上海路聖若瑟主教座堂舉行,天主教蒲圻教區主教李道南祝聖新選出的董光清、袁文華主教,這成為中國天主教自選開始。[12]截至1963年9月,中國天主教選自聖近50位主教。1959年7月26日,皮漱石總主教北京教區姚光裕主教祝聖時,開創了祝聖儀式中部分不用拉丁文而中文先例。[2]中國政府堅持三原則,承認中國教會自選主教,此後禁止任何選主教者教廷申請承認。梵蒂岡方面堅決反對三原則,並承認遷台中華民國政府,認為自選主教全部是自科絕罰而出教。自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教會活動全面停止,參與自選人士,無機會梵蒂岡申請承認。[6][13]

1958年6月29日,教宗庇護十二世發表《宗徒》通諭(稱《致中國教會》通諭),稱自選主教不合法,祝聖者和受祝聖者自科絕罰,並指出了「中國天主教國會」錯誤。此後,中國各地天主教召開大規模抗議大會,通過多份抗議書。[2][4]1959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高理耀駐台北駐華教廷公使。

1959年,教廷傳信部長一批天主教資深人士香港聚會,認為中國祝聖主教但不合法,中國並非裂教。1962年11月26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表示使用「裂教」一詞形容中國教會情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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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梵蒂岡達成歷史性協議,欲加強對基督教控制

國民不到千人 一篇看懂梵蒂岡|張孟仁

1954年,李維漢主持下,中共中央統戰部起草了《關於過去幾年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主要經驗總結》報告,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並受毛澤東高度評價並轉發全黨,報告中指出了「少數民族宗教期性、民族性、國際性。」後來,李維漢發展了這一提法。1958年,第五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宗教五性」,即「期性、羣眾性、民族性、國際性、複雜性」。1963年,李維漢受到批判,他提出「宗教五性」否定。[14][4]

1962年1965年召開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中文簡稱「梵二會議」),對天主教教義進行了符合現代社會發展改革,並啟動了各種意識形態話,開始意識形態鬥爭。梵二會議結束時,教宗保祿六世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呼籲停止越南戰爭,並表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關係願望。這時雖然聖座轉而淡化之前天主教會過於意識形態鬥爭色彩,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政治形勢趨向。[3]

1965年四清運動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天主教受到衝擊,例如河北省政協常委、河北省天主教愛國會秘書長、1958年7月自選保定教區主教王其威(範學淹任主教初期任第二副主教)協助四清工作隊動員徐水縣安家莊教徒聚居村教徒退教。各地天主教愛國會控訴和聲討羅馬教廷、外國傳教士、教內反動分子,部分參加愛國會主教、神甫、修士、修女結婚。[4]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國天主教會遭受損失,許多神職人員遭受衝擊,有自殺或結婚,各地教堂機構被毀或佔用,財產沒收。各地各級天主教愛國會解體,愛國會成員一度遭到其他神職人員及教徒衝擊。各教區及男女修院解散。但有教徒及遣返原籍教職人員在家念經,部分原愛國會成員產生痛悔,教徒聚居區反覆出現「活耶穌」、「活聖母」、「活聖女」、「活聖人」之類羣眾性事件。中國天主教活動完全處於地下狀態。[4]

1966年12月24日,教廷宣佈台北駐華教廷公使館升格為教廷大使館,任命高理耀首任駐華教廷大使。1967年1月6日,教宗保祿六世發表「呼籲中國維護和平」講道辭。中美關係改善,1970年華理柱主教(美國籍,1958年被捕,後被判處有期徒刑)獲釋。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組織中合法權利」。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1971年,梵蒂岡撤回駐台灣教廷大使葛錫迪,降低了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級,此後台灣派駐教廷大使。[3]

1970年7月,範學淹解除勞教,回原籍清苑縣望亭村。作為河北省惟一有人身自由由教宗直接任命主教,範學淹開始秘密行使主教職權。1977年5月,範學淹召集甘肅天水教徒王泰、保定教徒張國彥9人張國彥家起草《羅馬教會綱領》,中國各地寄發,並王泰祝聖神甫。[4]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統戰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請示報告。自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宗教問題上撥亂,調整宗教政策,平反宗教界人士冤假錯案,一批正在服刑、勞教、管制勞動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教徒獲釋,其中許多是1950年代因反自立革新而逮捕者。[4]1979年起,宗教活動場開始歸各宗教團體。1978年2月24日3月8日,全國政協第五屆第一次會議北京舉行,皮漱石、張家樹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出席。5月16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皮漱石病逝。[15]1979年12月21日,北京教區傅鐵山神父宣武門天主堂常德教區楊高堅主禮,呼和浩特王學明、上海張家樹襄禮,接受了主教祝聖禮。這是改革開放後首次自選主教。教廷此發表聲明表示,但提及絕罰及有關法律問題,這後處理中國教會問題預留了空間。

1978年6月27日,羅馬教廷發布《將以下權力及特權頒給居留中國大陸神甫及教友》指令,要點一是主教處理教會事務大部分權力下放給神甫,簡化宗教儀式,放寬部分教規;二是擔任神甫條件簡化到「忠於伯鐸」(即忠於教宗)和「願守獨身男性」,指出「即使未有正式神學教育」。這全盤否定了以割斷羅馬教廷一切聯繫和教職人員結婚特徵1950年代天主教反帝運動,促使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並享有人身自由神甫、主教爭奪教會領導權。[4]

改革開放,文革中停止活動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恢復,演變中國天主教實際上權力機構。由此形成了中國政府(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梵蒂岡教廷、各地地下教會多方權力格局。

1980年5月30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代表會議結束後,召開「中國天主教第一屆代表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並且通過《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章程》,其中第二條規定: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中國天主教全國性教務機構。」第七條規定:「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各教區正權主教組成,其任務:研究、闡明當信當行教義、教規,交流傳教經驗,開展外活動。」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主任中國主教團團長同一人擔任。1992年9月,中國天主教第五次代表會議上,中國教會領導人提出調整全國機構建議,撤消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並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下設6個專門委員會。1998年,中國天主教第六次代表會議修改通過《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章程》,其中第二條規定: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天主教全國性教務領導機構。」[16]

1979年6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秘密冊封獄中龔品梅樞機主教。1981年6月6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鄧以明天主教廣州總教區正權主教,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譴責。

1980年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授意下,教廷國務卿宣佈只要中國主教承認教宗首席權,可成合法主教,此即中國「非法可以變合法」方針。該方針視為中梵關係改善創造了基本條件。由此,中國政府承認自選主教可以教廷承認,成為中國政府和教廷雙方承認主教。但中國政府此進行了抵制,直到2000年才結束抵制。[17]自1980年代開始,包括董光清內許多自選主教秘密獲得了教廷承認。1980年代以來,一些地方政府施壓教區要求舉行主教選舉,許多選者主動向教廷申請批准,經教廷批准任命後接受祝聖。[12]

1981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會見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副書記、意中經濟文化交流協會主席科隆博時,中梵關係表示:「這裡有兩個問題,,是梵蒂岡台灣關係問題。如果梵蒂岡解決了這個問題,承認一個中國,我們梵蒂岡關係可以建立。第二,是梵蒂岡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獨立自主、傳、自辦教會政策,這是中國歷史條件下要提出政策。過去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教會是一個工具。」[18]鄧小平這次談話確定了此後幾十年中國政府梵蒂岡建立關係問題上兩項原則[19]。

1982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印發《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中發〔1982〕19號)。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共中央第一個專門性宗教工作文件。文件全面闡述了時期中共中央中國宗教問題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奠定了中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後宗教工作理論基礎。該文件提出,「我國宗教狀況起了變化,宗教問題上矛盾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徹底否定了過去宗教工作中限制和消滅宗教為目的極「左」路線。將宗教信仰政治問題分離,將宗教界人士視為中國共產黨具有政治目標,政治、經濟利益一致,而不是階級敵人,該思想後提煉「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文件重申了宗教信仰、各教、政教分離原則。文件指出「天主教和基督教中要加強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教育。」「國際宗教反動勢力,是帝國主義宗教勢力,包括羅馬教廷和基督教『差會』,力圖利用各種機會,進行滲透活動,『重返中國大陸』。我們方針,既要積極開展宗教方面國際往來,要堅決抵制外國宗教中一切敵勢力滲透。」[20][5]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修改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第36條第4款規定「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支配」[5]。

1984年、1989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兩次訪問韓國,兩次請求飛越中國領空獲得中國政府批准。[21]

1985年7月3日,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獲得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批准假釋。1988年1月5日,龔品梅獲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減免剩餘的假釋考驗,並恢復政治權利[9]。1988年,龔品梅獲準前往美國探親[22];此後美國居住直到2000年逝世。

1988年11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李金華説,梵蒂岡如真有誠意中國天主教會恢復關係,應該斷絕台灣所謂「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唯一合法政府[23]。

1982年4月15日,天主教保定教區主教範學淹第三次被捕;1987年11月17日獲得假釋。1988年1月3日,範學淹一位來訪者答問形式全面闡述中國教會現狀看法,後整理為《十三條》,教會內部(包括地上和地下教會)流傳,其中心是認為主張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愛國會教職人員己完全喪失神權。1989年11月,中國天主教地下勢力主要人士羅馬教廷駐香港代辦費羅尼,陝西省高陵縣張二冊村秘密集會,成立「完全接受教宗領導,維持其整個天主教會徹底共融」「中國大陸主教團」,擬議中領導成員是河北省地下主教。但羅馬教廷批准「中國大陸主教團」,並1990年停止地下主教任意祝聖主教權力(實際並起作用)。羅馬教廷重點轉向爭取加入愛國會地上主教教職人員。[4]

1990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有關宗教滲透日益」,是「披着宗教外衣事反革命活動日益」情況致信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提出要「高度重視宗教滲透問題」。江澤民場合多次要求關注該問題。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通知》(中發〔1990〕6號),明確提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務,一方面對日益宗教活動進行規範,一方面國外宗教滲透活動加強抵禦。文件強調「我國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要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不受外國勢力支配。」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作為原則,並中國天主教、基督教推廣到適用於中國各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此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鵬指出:「要十分警惕和堅決抵制境外敵勢力利用宗教我進行滲透。這種滲透是指以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祖國統目的反動政治活動和宣傳,控制我國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目的活動和宣傳,以及我國境內非法建立和發展宗教組織和活動點,而不是指宗教方面往來。」[5]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6條第4款原則,1994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行政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第8條規定:「外國人中國境內進行宗教活動,應當遵守中國法律、法規,不得中國境內成立宗教組織、設立宗教辦事機構、設立宗教活動場或者開辦宗教院校,不得中國公民中發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職人員和進行其他傳教活動。」[5]

1999年,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樞機主教表示,教廷台北大使館駐中國大使館,如果北京,梵蒂岡可以當天使館轉移到北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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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梵蒂岡關係

2000年9月26日,國家宗教事務局公佈部門規章《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則》,外國人中國境內講經、講道活動違法傳教活動嚴格區別,保護前者,禁止後者。[5]

2001年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提出「新世紀初宗教工作基本任務」,即「全面貫徹黨宗教信仰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積極引導宗教社會主義社會適應,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鞏固和發展黨同宗教界愛國統一戰線,維護,增進,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祖國完全統一、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發展而努力奮鬥。」。中辦發〔2003〕34號文件和2004年1月召開全國宗教工作座談會上,中共中央首次明確使用了「黨宗教工作基本方針」這一提法,概括為四句話「全面貫徹黨宗教信仰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社會主義社會適應。」[5]

2000年1月6日,北京自選五位主教(詹思祿、陸新平、蘇長山、方建平、靳道遠),獲聖座批准,羅馬教廷此[13]。

2000年10月1日(聖女小德蘭生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120位中國清朝民國年間天主教受難者聖人。他們當中有外國傳教士,有中國籍信徒[6]。這次是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原名天主教中國主教團,1998年更名)力推而成[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此提出抗議,認為冊封人當中,有一些是幫助外國殖民者奴役中國人民幫兇,有一些則本身品行,並認為天主教會這樣做是採用宗教方法,試圖干涉中國內政,篡改歷史。此事引起中國社會輿論關注。2001年3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中國首度致歉。2001年10月24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有關利瑪竇研討會上發表書面致辭,希望中國恕歷史上天主教中國犯「錯誤」,並促成教廷和北京關係正常化,這是他中國第二次致歉。該書面致辭發表當天,北京舉行紀念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一場活動上,有人宣讀了該書面致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該書面致辭中稱:「我過去這些錯誤過,我感到,這些過錯令許多人認為羅馬天主教中國人,使他們感到教會中國持敵視態度。」2001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回應教宗致辭時,對教宗道歉表示歡迎,但教宗「封聖」事件作出明確解釋表示。此外,中國政府聲明梵蒂岡建交兩項原則不變。[6][25]

自2000年後,中國政府放棄了阻撓自選主教尋求教廷承認政策,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方面過去自選主教,可以公開地梵蒂岡表示忠心,取得梵蒂岡方面認可合法主教,這顯示中國政府開始淡化主教任命權政治色彩。中國教會自選主教大部分獲得了教廷認可[26]。

2005年,若望·保祿二世去世,本篤十六世繼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強調聖統制,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方面矛盾加深。[17]

2006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政治立場香港主教陳日君擢升司鐸級樞機,陳日君中梵建交問題發表令中方言論,導致中梵雙方關係。[27][28]

2006年,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方面不顧梵蒂岡,三次祝聖。[26]例如2006年4月30日,昆明教區馬英林主教祝聖,但梵蒂岡牧靈經驗不夠而承認。[17]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稱,中國大陸97個教區中,46個沒有主教,中梵談判可能要花五、六十年,中國教會不能等待。劉柏年稱,梵蒂岡應「社會主義地方,要以社會主義方式傳教。」[26]

2007年1月,羅馬教廷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教宗本篤十六世在首次會議上中國教徒發出牧函《致中國教會公開信》。[29]

這封牧函發出後,中梵關係一路趨好。[26]2007年7月下旬,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一份意大利報章表示希望教宗本篤十六世正式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梵蒂岡指出短期內有技術性問題,聲明教廷中華人民共和國態度不變。

2008年5月7日,中國愛樂樂團和上海歌劇院合唱團梵蒂岡保祿六世音樂大廳教宗本篤十六世演奏莫扎特《安魂曲》和中國民樂《茉莉花》。教宗本篤十六世同指揮餘隆及四位領唱張建一、饒嵐、曹崢、龔冬健握手,隨後發表講話,所有中國人民致意,並祝福北京奧運會。中國駐意大利大使孫玉璽、在意華人華僑及梵、意各界近6000人觀看音樂會。教宗音樂會現場接見了孫玉璽、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洲司副司長劉海清以及中方代表團團、中國愛樂樂團高級顧問鄧榕(鄧小平女)中國各界代表。[30][31][32]2008年8月3日,教宗本篤十六世在意大利北部舉行一次祈禱中,祝福北京奧運會。[33]

2009年4月,梵蒂岡河北局3月30日逮捕河北地下教會教區賈治國主教表示痛心,並且説這種情況梵蒂岡和中國間話造成障礙。

2009年,海門教區沈斌選為正權主教,教廷沈斌「道德有虧」表示不能承認,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不予置理並且祝聖自2010年4月29日提前到4月21日,迫使教廷於祝聖前兩天改變決定,承認其祝聖。[17]

2010年6月24日,陝西三原教區韓英進神父晉牧三原教區主教。韓英進主教任命獲得梵蒂岡批准和中國政府認可,成為2010年4月以來繼呼和浩特、海門、廈門主教後產生第4位獲得中梵雙方承認中國主教。

2010年8月7日,視為地下教會「忠貞標杆」安樹新主教接受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任命,公開就職保定教區正權主教。隨後,安樹新主教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任要職。安樹新主教接受天主教在線採訪時説:「這個任職關係,我主要是看到保定教區認為自選主教是應受罰,他們裂教,他們聖事有問題。後來我知道了,80%以上主教教宗認可了。我看到這個:我們人家,但是人家教廷接納了。教廷接納我們接納這問題。我看教廷方向,教廷方向去做。」[17]

《教會非基督宗教態度》(拉丁語:Nostra Aetate)宣言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發布一項正式文件,聖座文獻命名原則取前二字其名稱為「Nostra Aetate」[1],直譯《我們時代》,該次大公會議發表三篇宣言之一。該文件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試圖羅馬天主教與其他宗教交流時態度訂立正式立場而發布。[2]該文獻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第三會期中於1964年11月25日通過,並於1965年10月28日教宗保祿六世發布。[3]名稱中教會是指羅馬天主教,而非泛指所有基督宗教。

該文獻前身是《猶太人非基督宗教態度》草案,此為《公主義》草案第四章,於會主教們於該涉及反猶太主義議題感到棘手而達到共識,因此第二會期討論《公主義》草案時此章節留待第三會期並負責神學小組撰寫後再行討論,後此章節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宣言,於會主教於反猶主義反感,因此名稱中猶太人字樣刪除。[4]

該宣言分成五個章節,由緒言開頭後綜論非基督宗教,與基督宗教有關聯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兩個亞伯拉罕宗教做闡述,後要求教會成員於其他宗教要抱持態度做結。

討論到伊斯蘭教(回教)時,該宣言採取異中求同態度,説回教徒崇敬唯一真神,並且雖然認為耶穌是神、是神之子,但敬耶穌先知並其母親瑪麗亞。章節後提到天主教與回教有衝突,並呼籲信徒們要放下過去,之和解。[6]攜手維護公義。於猶太人的説篇幅是整個宣言部分。該宣言説瞭猶人神關係,是反對了於猶太人殺害耶穌指控。譴責了反猶主義。[7]

總結篇幅中,該宣言人類弟兄精神反對了任何種族膚色或宗教習俗造成歧視。並呼籲信眾要「外教人中保持良好品行」且「與所有人儘量和平」。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9月29日和30日到訪意大利羅馬和梵蒂岡。教宗方濟各以不想美國總統特朗普選舉造勢,拒絕會見。香港榮休樞機主教陳日君9月底到訪梵蒂岡,沒見到教宗。

蓬佩奧30日美國駐教廷大使館主辦研討會上演講,呼籲教廷,面中共應該要有“即使殉道屈服”精神,堅定捍衞宗教自由與人性尊。蓬佩奧還説宗教自由迫害國家,中國。

各方評論認為,現在正值梵蒂岡和中國於兩年前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即,教廷希望與北京續約,是教宗拒絕和蓬佩奧見面另一原因。

教廷什麼這麼重視中梵協議? 台灣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張家麟説,中梵的主教任命臨時協議雙方達成一個共識,梵蒂崗來説,這個共識所有中國教區天主教領袖是教宗,教宗全球教區後一塊拼圖拼起來了,中共形式上承認教宗中國天主教區領袖,這是教宗利益。對中共利益是,透過中梵協議,教宗鼓勵中國所有效忠梵蒂岡天主教地下教會加入合法天主教愛國教會,包括樞機主教、主教、神父、信徒,這對習宗教管理來説是拆除了引爆炸彈點,因為教宗呼籲,很多中國天主教地下教會枱面化了。中梵雙方各有盤算、各有利益。

梵蒂岡和中國於兩年前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即,教廷希望與北京續約。(法新社)

張家麟説,關於主教任命,中共過去堅持國家主權凌駕於中國境內主教任命,這協議是雙方各退讓一步達成所謂梵中協議“中國模式”,雙方可以協商主教和副主教教區人選。二是協商人選可以地下教會主教擔任愛國教會副主教,這有案例了。可能教宗推薦提名,中國任命,可能中國提名,教宗形式任命,這是“中國模式”,雙方各有利益。

然而中梵簽署協議兩年來,中國宗教自由並沒有改善。張家麟説,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宗教自由是倒退。孔教、孔學,有媽祖、關公這些民間信仰為政治服務沒有倒退,像是中共最近召開海峽論壇,台灣媽祖廟領袖和大陸方面進行視訊交流。其他外來宗教是倒退,天主教、基督教、藏傳佛教只有低度。伊斯蘭教倒退得,天主教有地下教會拆教堂,天主教、基督教神父講道要求審核。中共干涉神父、信徒集會,大陸宗教自由2016年到現在是倒退,外來宗教中國化過程中。而且習近平要求愛國主義,讓國歌國旗進入宗教,教會要唱國歌,要求宗教愛黨,習近平肖像取代宗教象徵物這一兩年來情況變,外來教受到。

梵中簽署協議後,中國宗教自由化倒退,梵蒂岡什麼希望與北京續簽協議? 張家麟説,回首教廷二戰期間,教廷希特勒往來,納粹維持關係保護教產、教堂、和神職人員。教廷將宗教自由列為,教廷是站梵蒂岡整體利益納粹政權或共產政權聯結。中國教區天主教徒一千多萬、兩千萬人,教宗看到中國信仰人口,是全球天主教人數走下坡。兩岸不能,台灣天主教徒可能還不到40萬,教宗一看,大小眼就出來了,眼看中國,眼看台灣。教宗首要看重不是宗教自由或民主自由,而是牧區擴大,這是天主教利益和使命。但是神意念是公理正義,習近平有沒有公理正義? 歷史會證明,拆教堂、拆十字架沒有公理正義。

中國中梵協議獲得利益是什麼? 張家麟説,利基點一是地下教會枱面化便於管理和掌握,二是中國梵蒂岡連接造成對全世界、是台灣壓力。梵中如果要建交,台灣一點辦法沒有。台灣只能呼籲教宗道德,期望教廷回到天主教教義,台灣能教廷利益少了。

中國天主教徒人數上千萬,梵蒂岡十分重視。圖廣州一處天主堂。(法新社)

什麼美國無法聯梵抗中? 張家麟説,美國不是天主教主國家,而是基督新教主國家。蓬佩奧梵蒂岡壓力,但是教宗還是對中共遞出橄欖枝。梵蒂岡理會美國壓力,梵蒂岡重視擴大中國天主教牧區,和雙方協調主教任命。梵蒂岡打破了以前不能任命中國教區主教,簽署協議後梵蒂岡形式上能任命中國主教,對教宗是利基點。教宗有損失和犧牲,中國地下教會有一些主教神父和信徒,希望枱面化離開梵蒂岡走入地下化,福建省樞機主教誓死加入愛國教會,走入地下教會,後來中共逮捕。